清代四川犍为人李拔，是一位心系百姓、履职尽责、崇文尚教的循吏。他未立惊天伟业，却被闽鄂湘三地百姓铭记。循其在福宁任职的足迹，方解“为民设官”的真谛。

推广桑棉 善作善成

李拔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犍为人。贫寒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刚毅的品格。李拔耕读不辍，在田垄与书案间辗转，自书楹联“立志不在温饱，读书岂为科名”悬于书斋，以表其志。

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李拔在近不惑之年时方中进士，由此进入仕途。他为官关注民生，勇于革新，对于一些成见、惯例敢于破除。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春，李拔由湖北汉阳府同知擢升福宁知府。彼时福宁山多田少，民以渔为生，冬缺棉衣，饥无杂粮。乡绅多言此地海风劲烈，桑棉难活，百姓亦对种植桑棉没有信心。李拔通晓农事，对于这一说法，他有所质疑。经过实地考察，他断定闽地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种植桑棉。

李拔不屑空谈，注重实干，于府衙内隙地试种棉花，以“岁入甚富”回应乡人疑虑。他著成《蚕桑说》《种棉说》，细究棉花习性、种植、加工及用途，堪称实用“农技手册”。“重农桑”三字，被李拔实实在在地刻印在田埂之上，其种植之法在数百年后仍有借鉴价值。

见福宁山野荒芜，他著成《请教民开山种树议》等文，提出“官山许民认垦”，令百姓“栽插竹木”，春天广泛种植树木，夏天禁止砍伐树木。待十年后，则佳木良材漫山遍野。有人说，知府何必躬亲此等“琐事”。深谙民间疾苦的李拔怀揣为黎民百姓的愿望和“视死如归社稷心”的信念，不认为这是“琐事”，而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

修城治水 从长远计

福州鼓山脚下，有一方李拔榜书“声满天地”的摩崖石刻。这是他登鼓山时留下的笔迹、发出的感叹，竟在无意间给鼓山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

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四月，春寒未消，朝廷以考绩“卓异”调李拔任福州知府，消息传至福宁，如石击长溪，激起百姓墨书乞留的波澜。福宁百姓扶轿挽留，福州民众翘首以盼，成就了一段“两郡争守”的佳话。

调任福州前，李拔在福宁夙夜匪懈。甫任知府，他见府城城墙残破、护城河柳木凋零，虽前任曾上奏请求修葺却因经费无着而不得不搁置，他决心修缮城墙以保一方安全。李拔率先捐银，并带动僚属踊跃捐献。

李拔修城，体恤民力，审度缓急，确定先修城墙以固防御，再缮门楼以壮观瞻，将有限经费精准投入到关键的地方。历时半年，工程竣工，他题写城门匾额，并撰《重修城墙记》，植花栽树，著《保固城墙议》形成护城制度，府城焕然一新。他同时督促辖下各县整修城墙，并重视民间土堡修缮，视其为保护百姓安全的屏障。

霞浦县松城街道西山洋的晨雾里，游人不难发现一方刻有“长溪河源”的石碑，这是李拔整治长溪河的历史印记。初到任，霞浦知县便向他报告长溪河治理难题，但李拔决定迎难而上、一探究竟。李拔洞察症结在于“治末忘本，事倍功半”，亲率僚属赴西山反复勘察，制定“修三坝”之策。三坝修成，能有效削弱上游水势、拦截沙石，兼具蓄水之利，惠及下游农田灌溉，并节省修河费用，成效卓著。

以文化人 清气满襟

到任福宁后，李拔率僚属视察福宁府学并予以重修，在《重修福宁府学碑记》中，字里行间满是他对“海滨邹鲁”文脉的珍视。

在古田县的蓝田书院，他常与山长论道，倡导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启迪诸生。见学子苦读，便题字“寻乐处”，作《寻孔颜乐处说》。李拔希望学子以孔子、颜回为榜样，于清简中坚守向学之志。

李拔每月会抽空到府学督课，分等次奖惩，培育出游展、潘栋等才俊。得知福鼎县学缺名师，他支持知县延请被罢官的贫士黄瑞鹤任教，待其病逝后自掏俸禄助其归葬，传为美谈。在他眼中，“人生百年，一日不学则此生可惜”。这份执着，如春雨润物滋养了福宁士风。（陈启西 冯雯）

来源：云南法制报纪检监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