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和珅是个大贪官；鲜为人知的是，和珅曾是个“苦孩子”。
     和珅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外工作，无法照顾他。和珅9岁那年，父亲也因病过世，他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还带着6岁的弟弟。父亲一死，家里惟一的生活来源没了，父亲那几个小妾忙着分家产，谁都不愿照顾和珅兄弟，他俩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处借贷度日。
     生活的艰难让和珅从小就明白，要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而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发奋读书。9岁那年，他考入了咸安宫官学读书，不知疲倦地汲取知识，为后来进入官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根红苗正”，和珅初入官场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勤奋，处事公道，严于律己，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因政绩突出，特别会办事，他得到了乾隆皇帝的信任，成了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外界的制约因素大大削弱，加上自身欲望不断膨胀，在环境的熏陶和私欲的驱使下，“清官和珅”就慢慢地完成了向“贪官和珅”的转化。
     值得重视的是，和珅的变化并非特例。古往今来，不少贪官都是“苦孩子”出身，他们在为政之初很清廉，只是后来在“不贪白不贪，贪了不白贪，白贪谁不贪”的大环境中，才慢慢变成了贪官。前些年知名度颇高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等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时候是“苦孩子”，初入官场时是“好干部”。胡长清提干后曾非常敬业，李真刚当省委领导秘书时连一包烟都不敢收，曾锦春当县委书记下乡时帮老人挑担子。可到了后来，他们都由“苦孩子”变成了“坏孩子”，由清官变成了贪官。
     “苦孩子”出身的官员为何蜕化变质？很多“标准答案”是——制度使然。就是说，人的道德品质靠不住，主要靠制度。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能干坏事，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人。只要建立和完善反腐制度，就能铲除腐败现象。
     但问题又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步伐并不慢，《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清廉为政制度、工程建设项目制度等，一个接一个出台。可以说，制度不少了，但有多少人按制度办呢？在一些地方，谁也没把制度当回事。制度是“水中月”、是“镜中花”、是“稻草人”、是“机器猫”，没有实际用处。
     我们不访想一想，哪个制度允许个人说了算？哪个制度允许买官卖官？哪个制度允许贪污受贿？哪个制度允许工程发包暗箱操作？哪个制度允许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哪个制度允许泡小蜜包二奶养小三？没有吧！有的是“不准”、“严禁”等。可惜的是，制度不是刚性的，“群贪群腐”现象在虚化的制度中迅速滋长蔓延。
     有制度而不落实，根子在于缺乏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有一些地方，多是“左手监督右手”，也就是“利益共同体”的“同体监督”。而“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等“异体监督”只是“装饰门面”，一些贪官不是正常渠道监督出来的，而是“二奶”反水反出来的、小偷作案偷出来的、拔出“萝卜”带出来的。所以呀，一旦监督失效，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个人不管意志如何坚定，放到一定的环境里都会发生变化。在制度虚化、特权盛行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清官也会成为贪官。和珅不是生来就贪，而是在他权势显赫之后，御史知道他贪却不敢弹劾他，部属知道他贪却不敢举报他，“新闻媒体”知道他贪却不敢曝光，所有民主监督的渠道全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聋子式监督”成就了和珅这样的巨贪，也成就了胡长清、李真、曾锦春等无数的大贪小贪。他们是“同体监督”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们都因失去监督而胡作非为，走得太远太远，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事实说明，只有民主监督落到了实处，制度才管用。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废纸一张，“苦孩子”也会变成贪官。（雨花区东塘街道办事处　　未  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