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经超出史学论著的范畴，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鉴戒。尤其是文中“慎终如初”的观点，很值得党员领导干部借鉴。
   《甲申三百年祭》载，李自成最初发难的十几年间，“时战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但在崇祯13年，李自成在“作风上来了个很大改变”，连《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以致“饥民从自成者数万”。3年间，李自成率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破洛阳、克襄阳、夺西安、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令人遗憾的是，紫禁城“新主人”只知“慎初”而忘却“慎终”，“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似乎都沉沦进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居安不思危”，把当初深入民心的作风忘得一干二净，又岂有不败之理？
   1944年3月，郭沫若此文在重庆一发表，便轰动山城，并成为我们党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岂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未能“慎终如初”？远者，被司马迁誉为亡秦有“首事”之功的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但他在建立农民政权后，“为王沉沉者”，骄傲信谗，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最终落个被人杀害的悲剧。近者，太平天国洪秀全等农民起义军领袖，当初与将士“枕戈而眠，冒雪而征”，才有了“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打铁卡，所向无前”。但在定都天京后，他们享乐思想滋长，艰苦奋斗作风减退，以致发生内讧“天京变乱”，葬送了大好前途。由此看来，做到“慎终如初”，实属不易。所谓“一日得失看黄昏，一生成败看晚节”，很多时候，从功臣到罪人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正因为慎初而未能慎终，才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
   诚如史实所鉴，农民起义军领袖作风腐化堕落的要害，是割裂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丧失民心，动摇执政地位。历史上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因此，借鉴历史上的教训，越是形势好、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拒腐防变。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应当看到，我们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其作风如何，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居安思危，常怀兴党之责，常怀自警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
   应始终加强理论学习，笃志忠信。党员领导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与利益观。在理论学习上要多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心态，多些“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秉持，多些欧阳修“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的积累，警惕思想落伍、言行怠惰，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把理论学习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终身课题，方能“任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
   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功成不骄。古往今来，许多人在胜利之前能谦虚谨慎，励精图治，不骄不纵，但在“小有所成”之后就开始骄纵起来。比如，唐朝的两代帝王在这方面的所为，就大不相同。唐太宗常以“守成难”来警戒自己，“慎终如始”，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创“开元盛世”，后期却一改初衷，骄奢淫逸，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国势骤衰。正所谓“谦受益，满招损”，党员领导干部在初战告捷时，尤其需要谦虚谨慎，践行“两个务必”的教诲；多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少些“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憾事；多些“戒满守谦”的自律，少些“功成骄纵”的短视，做到“善始亦善终”。
   应始终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不求侥幸。俗云：“行文看结穴，为人重晚节。”有的人之所以不能“慎终”，大多是在面对金钱、美色、权力的诱惑时，心存侥幸，以致晚节不保。党员领导干部应严格遵守《廉政准则》，越是临近离退休时，越要“珍重晚来风景好、黄花老圃殿高秋”。只有这样，才能“善始亦善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
   应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政。古云：“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前，社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种矛盾不断增多。这就需要党员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切实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做到勤政廉政。应当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自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以群众满意的政绩，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