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编定官员的职数，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文武官员的编制定为640人(按：此前为2000多人，裁掉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上说：“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730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虽然两个数据有差异，但官员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议。全国仅730名领导，“玩转”大唐，简直太神奇了！

 

 

 

　　良好的政策还需要配套制度来落实。查《唐律疏议•职制》的“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条规定，唐朝对于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的形式，实施官吏总量控制。官吏超编的，不惜动用刑罚。多一人，杖一百；多十人，处徒刑两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的，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的，不予处罚。可以看出，依良法行政是唐太宗的第二项干部政策。

 

 

 

　　通过“务省官员”和公职人员法治化，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数量问题。那么，他又如何解决官员的质量问题？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此处可以窥见唐太宗干部政策第三个原则——“慎择”。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都得到劝勉；用了恶人，则行为不端的人都会钻营。

 

 

 

　　一次，唐太宗与长官们讨论官员的才与德问题。太宗说，我看你们人事部门近年来选择人才的时候，只考察口才和文才，不了解他的德行。数年之后，有些人恶行暴露出来。虽然我用刑罚惩治他们，但老百姓已经遭殃。怎样才能起用有善德的人呢？杜如晦的答案是，用人要考虑该人的口碑（行著乡闾）。魏征的答案是“才行俱兼”。综合他们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干部政策的第四项内容——德主才辅。才行俱兼当然最好，实在不行，德主才辅。

 

 

 

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