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王震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4月11日)即将到来，在其身边工作长达十多年的秘书撰文，深情回忆了王震将军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生——

王震(左)与朱德(中)、关向应(右)在一起

    2008年4月11日，是我敬爱的并在其身边工作十多年的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对王老的一点“偏见”

    我第一次见王震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社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又被调到王老身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无疑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开着比朝霞还要绚丽的晚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边多年工作的“偏见”吧。

    王老的一生波澜壮阔。在王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着千言万语奔涌心头。王老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王老的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深深知道，这决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

    来到王老身边工作后，在整理文档时，我看到，王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王震同志夫人——作者注)阅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驻地管理员——作者注)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老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就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在一张白纸上，恭恭正正写下了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得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之结论。

    跟随王老10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记亲耳倾听过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诫，王老无疑是我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从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

    先说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生产。五十年代，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的旧一点，不让他察觉，换着穿。王老穿得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老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再说食。五十年代时，王老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六十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改成三菜一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给王老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老爱吃米，60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老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这件事。伙食费超了，王老也批评。此后，栗勇执行指示，说一不二，包括经常热剩饭。

    王老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1971年10月间，王老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那个费，就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八十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一见上这种饮料，王老便给算账：“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陈云同志说，可口不可乐。以后饭桌上、房间里不能上这种饮料。”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

    再说住。五十年代初，王老从新疆调北京工作，住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号。同住的还有张爱萍、甘泗淇、朱早观等几家。王老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老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老答应搬到成方街5号，但交待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没有装修过。王老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老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老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1971年，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9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14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老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老又给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老睡。王老说：“小孩子火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

    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说，王老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老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添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外出“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再说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老坐过五台车。第一台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老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六十年代初，王老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叫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待王老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的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

    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老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老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台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老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后来，工作人员把“奔驰”锁到车库里一段时间。王老去世后，王季青即决定，把这辆奔驰上交了。到外地视察，王老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警车又是“噢噢”直叫，还粗暴地赶开群众。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掉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待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下雨天，他还常交待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老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王老还常向家里人交待说：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老是个孝子，但六十年代末，他老母亲病了，他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是必须用的私车，王老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六十年代时，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车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走路上街买东西或看老同事。 

    生命最后一刻都不忘节约

    再说用。王老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的沙发及他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购置。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五十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摇摇欲坠还不换。王老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王老的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的台灯，上面用红油漆写着：“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总理设制任远远一九七七·二”。这个台灯一直用到王老去世。说来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没用过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说，我又没劳动，身上不太脏。一用香皂水就脏了，别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热水冲泡过后，让孙子、孙女接着洗。他们洗好后，也不让放掉，让保姆用来洗衣服。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备他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为节约一张纸巾，仍坚持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老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9号吊唁，见到这位国家副主席，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的客厅、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的简朴后，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本来就“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

    最后说说礼品的事。王老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老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用两个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脑袋的肥猪，让火车托运来。王老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一个姓宋的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老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五毛钱肉，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两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1962年秋，王老的家乡浏阳蜜桔大丰收，给他带来三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桔每斤两毛钱，王老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四毛钱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罗田县有位叫王宗武的领导同志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老作正色答：“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听了这番话，王宗武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这就是我作为王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迹，诞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这些事迹，折射着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这也是那个特定的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特有的方式。王老身上体现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流淌，没有丝毫的做作。现在，我们国家富裕了，但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精神。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2007年12月24日，我们工作人员同样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与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王季青同志曾当过北京市女八中校长，我们工作人员都叫她“王校长”。我们深知，王老与王校长两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诚纯粹、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王老、王校长，您们若地下有知，不，共产党人会有另一个天堂，您们俩会在那个天堂里永不分离。(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