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六七月间，我有幸参加了中共中央农村调查工作组的调查工作，跟随陈云伯伯到上海、江苏、浙江农村调查研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调查的第一个点是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现为小蒸镇）。小蒸是我的老家。1927年秋，陈云伯伯在小蒸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抗租斗争的时候，指挥部就设在我家的老房子里，农运领导成员开会、吃、住都在这里。1954年底他回故乡调查研究时，也住在这里。这次来调查研究也准备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开会。

 

　　我是工作组的先遣部队，独自一人先到小蒸，为工作组来此住宿、开会做准备工作。工作组一行10人，准备工作比较简单，只要打扫干净房间，安排好住处，准备好床铺、席子、蚊帐就可以了。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油票证由工作组自带，在伙食上当地能买到什么就吃什么。

 

　　6月27日清早，我们摇了一只木船到石湖荡火车站去接陈云伯伯，小蒸公社的两位党委副书记亲自出马，一个摇橹、一个撑篙。九点多钟，火车到站。接了陈云伯伯后，我们就从车站西边的铁桥堍下船。那天，天气晴朗，正逢涨潮，水位较高，河面宽阔、平稳如镜，水清岸绿，左右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稻禾，好一派美丽的江南水乡风光。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两位书记一边摇船，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一个半小时，他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当时，陈云伯伯身体不好，心脏有病，体质瘦弱，医生要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实际上到小蒸后，他第二天上午就召开座谈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每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在家里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就到农村、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他在小蒸住了15天，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参观了十来个集体养猪场，访问了多家农民家庭，看了他们的住房、伙食、存粮、自留地以及私养猪等情况。那时，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比较狭窄，而且有时还会遇到水沟需要跨越。因此，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从小蒸镇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里路，有些大队更远一些，隔着河，要靠渡船摆渡才能过去。因此，他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远不是4小时，而是在8小时以上。对于一个心脏有病的人来说，这确实是超负荷运行。

 

　　上海的7月，天气闷热。下午，顶着烈日步行六、七里路去村子里考察，回来时总是汗湿衣衫。晚上，蚊子就像轰炸机一样，一片嗡嗡声到处撞人，要不停地用芭蕉扇驱赶。那时，农村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卫生设备。厕所是用原来养猪的小屋临时改造而成，没有窗户，大白天光线也很暗，蚊子成群地飞来飞去，到处袭人。

 

　　这次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要想方设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当时全国粮、棉、油、肉、蔬菜的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陈云伯伯是主持经济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决定亲自到农村深入调查研究，寻找造成困难的原因，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促进农业生产提高产量，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

 

　　工作组在陈云伯伯的亲自领导下，全面开展工作，召开的10次座谈会分别为：（一）公养猪问题；（二）私养猪问题；（三）农作物种植安排问题；（四）自留地问题；（五）平调退赔问题：（六）农村商业（信用合作社）问题；（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问题；（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和农民积极性问题；（九）干部和群众监督问题；（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问题。

 

　　座谈会全部由陈云伯伯主持，他细心听取干部的汇报和老农的意见，向大家提出许多问题，认真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启发大家进行深入的讨论。然后，他带着座谈会上的问题，亲自到生产第一线去实地考察，查看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掌握第一手资料，再回到座谈会上，结合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反复分析，相互比较，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最后再向中央提出建议。他的工作方法是把大量时间放在调查研究，了解正反各方面的情况上，最后决策解决问题，只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勇于承担责任，是农村干部的贴心人

 

　　在一次农村干部座谈会上，陈云伯伯说：“昨天晚饭后，我到三官桥上去散步，有几个老农民坐在桥上乘凉，我问他们解放以来生活过得如何？干部态度好不好？他们说，‘解放以来老百姓分到土地，当了土地的主人，年底再也不用为还租米担心了。干部不打人，不骂人，比国民党时期好得多，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还拍拍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谈完话回来，我一夜没睡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找出问题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在场的人听了这一席话，都神情严肃，十分感动。党中央的副主席能够当着基层干部的面承认工作没有做好，认真向大家作检查，真是难能可贵啊！特别是那个年代，这些话一般人不敢说，也根本听不到，现在竟然听到有人说了，而且是我们的党中央副主席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在场的人十分敬佩陈云伯伯敢说真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深知说这些话所要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正因为陈云伯伯胸襟宽广、实事求是，农村干部都把他看作贴心人。一次座谈会后，生产大队长胡志良（是我小学时期的同学）私下同我讲：参加陈云伯伯的座谈会，能畅所欲言，心情特别舒畅。陈云伯伯了解农村情况，关心农民生活，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平易近人，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讲的都是我们农村干部爱听的实在话，十分关心我们的基层工作，他是我们农村干部的贴心人。提到农民群众生活困难，政府工作存在缺点时，他就首先承担责任，承认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态度非常诚恳，使我们听后都十分感动，也感到十分亲切。陈云伯伯如此虚心做了检查，我们基层干部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们完全相信，同他讲实话不被扣帽子、抓辫子，我们因此敢于把一直闷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都讲出来，敢于把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都反映出来。陈云伯伯认真听取我们的建议，同我们一起深入细致地讨论各项改进措施，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这就坚定了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克服困难的信心，使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一定能够恢复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养猪情况

 

　　工作组召开了两次养猪专题座谈会，一次是讨论生产大队集体养猪，一次是讨论农民私养猪。

 

　　座谈会上，大家如实反映了小蒸公社的养猪情况，初步找到了吃不到肉的原因。

 

　　在私下，农民对集体养猪早有评论，即：“集体养猪场养的猪，愈养愈小、愈养愈少。”

 

　　所谓“愈养愈小”，一是因为饲料不够，猪吃不饱。二是因为集体养猪场用壮劳力养猪，一个劳力要管十来头猪，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青草，因此猪只能在长期挨饿中度日，饿得只剩下皮包骨。每头猪送进养猪场时，大约30斤左右，饲养三、四个月以后，多数猪都要小于30斤，有的还要更小，所以说是“愈养愈瘦”，“愈养愈小”。

 

　　所谓“愈养愈少”，则是因为猪在长期挨饿，又瘦又小之后，实在支持不下去，就是死亡，所以猪的存栏数“愈来愈少”。

 

　　而农民私养的猪就完全不一样。虽然饲料的供应量相同，一样不够吃，但一般农户家庭四五口人照料一头猪，劳力充足，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到处去割青草，割来的草选嫩的给猪吃，补充了饲料的不足，猪基本上能吃饱，不会瘦小，更不会饿死。至于用剩下的青草来垫猪圈，既使圈内清洁柔软，改善猪的生活环境，使猪少生疾病，又能增加有机肥料。

 

　　根据统计，1958年小蒸公社共养猪16000头，收归公养后，到1960年就下降到5600头，数量减少2/3，而且因为多数是皮包骨的瘦猪，其总重量大致还要减少1/2，广大群众吃不到肉的原因就在这里。

 

　　上述情况虽然事实俱在，有目共睹，但却不能上达至高层领导，原因是政治上正在高举三面红旗，肯定人民公社，如果如实汇报集体养猪缺点，难免有否定人民公社之嫌，所以各级领导都不敢轻易上报。但少数人虚报浮夸，瞎吹高指标的报告，因为是说人民公社好，却能通行无阻，逐级上报，从而造成产量愈报愈高，粮食愈来愈少，肉也愈来愈吃不到的不正常后果。因此在群众中有一段批评这类干部的顺口溜：“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座谈会上有人认为这是老百姓在说怪话，陈云伯伯说：“这不是怪话，他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是在说实话。我们确实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虚报成绩，夸大产量，而且一级一级层层加码，以至于误导中央决策。虽然这是少数人，但危害很大，群众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正确。我们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多听这种实话，能使我们头脑清醒，及时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快设法改正。我们不要喜欢听人家说好话，好话大多是奉承话，容易使人自我陶醉，迷失方向。同时使错误缺点得不到纠正，以至于脱离群众，丧失人民的信任。在我们这个会上，希望大家要说实话，不要有顾虑，要反映实际情况，指出存在缺点，以利我们及时改进工作。”

 

　　座谈会后，陈云伯伯亲自到分布在各个村庄的集体养猪场去考察公养猪的实际饲养情况，了解养猪场的饲料分配和储备情况；每天每头猪能吃到多少饲料？能否吃到青草饲料？需补充多少？他还了解猪的瘦弱程度和减少情况，寻求解决的办法。他重点了解母猪的饲养情况：母猪产仔后怎样照看？母猪吃不饱，奶水不足，影响小猪长不大怎么办？怎样减少乳猪的死亡率？等等。他又到多家养猪的农户家中去访问，了解他们收割青饲料的情况以及用精饲料搭配青饲料喂猪的经验。他问养母猪的农户怎样确保每窝小猪的存活率？养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每当母猪产仔时，全家四五口人都要出动，轮流值班，昼夜照看。每窝小猪中，最后出生的一二只小猪，总是比较弱小，个头小、力气小，挤不到母猪奶头边上，吃不到奶，最易饿死。因此必须重点关心，每次吃奶都要帮助它们，把它们放在奶头边上，确保它们能够先吃到奶、吃饱奶。还要关心帮助被母猪压住的小猪脱身出来，避免压死、压伤。有病的小猪，要抱回屋里给予特殊照顾，喂它喝羊奶、喝稀粥。必须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能给予细心照料，才能争取每窝小猪都能全部存活。

 

　　在集体养猪场里，就很难有这种条件。因为猪多，人手少，总是顾此失彼、照顾不周，饿死、压死、病死的情况难以避免。因此，小猪的存活率就会大大降低。

 

　　总的来说，当时公养猪都亏本。据统计，1960年度，小蒸公社集体养猪总共亏损3万多元，平均每家农户要负担16元，但私养猪却还能够赚钱，差距十分明显。

 

　　经座谈会反复讨论后，得出结论：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肉猪数量还要增加，母猪也要下放私养（在此以前，母猪还不能私养），并立即向中央提出建议。

 

　　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受到当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一致欢迎。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项政策推广实施不到3年，猪肉供应就大为增加，全国老百姓餐桌上的肉食逐步丰富起来。增加自留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自留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专题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当时农民下地劳动，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全队人员一起参加，若有人迟到，大家要等最后一人到达后才一起开工。耕作时（如插秧、耘稻、锄草、收割）排成一字横队，一齐同步前进，如有的壮劳动力农活熟练、动作利索，走到队伍前面，就会有人说他“想出风头”、“假装积极”、“脱离群众”，害得能干的农活老手也只能躲在后面与落后同步。中间休息时，大家要一起休息，等多数人休息够了，才能一起去耕作。勤劳能干的人想少休息一会，多干一点，把农活做得细致一点也会惹来闲话。这样，休息时间拉长，工作时间又不出力，就使实际耕作时间大大缩短，耕作效率大大降低。

 

　　而在自留地上耕作时，一家人自己作主，要种什么，就种什么，想花多少时间去精耕细作，就花多少时间，不会担心受到旁人的指责。因此，自留地上的庄稼普遍长得好，产量也大为提高。

 

　　上述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具体问题，几年来一直存在着，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心里都很明白，但一直不敢说，更不敢向上级领导反映。这次是中央首长来了，而且是1927年在此领导农民运动的老首长亲自来关心了，他们才敢说真话，才敢如实反映情况。

 

　　群众还反映，公社化时，把农民的自留地全部收归公有以后，农民就吃不到蔬菜、毛豆、瓜、果等东西了，养鸡、养鸭也没了饲料。以前家家户户都有鸡蛋，现在也找不到了。一日三餐没有蔬菜可吃，就只能在粥里加点盐调味，因此营养普遍不良，生活十分艰难。直到3个月前（1961年春天）才发还了一部分自留地，开始有点蔬菜收获，但下放自留地的数量还较少，不够解决问题。因此，农民希望能够再增加一些自留地，好让他们及早种上瓜、果、蔬菜，尽快帮助他们渡过当前困难。

 

　　座谈会后，陈云伯伯带着问题亲自到田头察看耕作情况、除草质量、稻苗长势；询问早稻、晚稻、小麦、蚕豆的耕作规律，施肥种类和肥料储备情况；了解种双季稻和种单季稻、稻麦间作的优缺点，在本地区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切合实际。

 

　　有经验的老农认为本地区不适宜种双季稻，因为本地无霜期短、下霜早，在晚稻成长结穗的关键时刻，正好遇到降温下霜，严重影响晚稻的发育成长和结穗，因此使产量大大降低。尽管在早稻收割和抢种晚稻期间，农民想了很多办法抢季节，如提前育秧，加班加点，提前抢种晚稻等，付出了成倍的劳动，十分辛苦，但季节不饶人，还是抢不过来。从几年的实践来看，两季稻子的总收获量，还是要比种单季晚稻少，实在得不偿失。

 

　　首长走访农民家庭，总要看他们的自留地，看种植蔬菜的品种和长势，询问何时能收获，可以解决多少问题。他还要看农户的米缸，关心每家还有多少存粮，够不够吃到秋收。当看到米缸里存粮不多，吃到秋收大致还有2个月的缺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鼓励农民多想办法，多提意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农民提议：农村有许多十边地如屋边、场边、河边、田边、岸边、路边、坟边、荡边等，现在集体都不去种，农民想种又不允许种（因为怕农民发展小农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能允许农民自己去开发这些边角地，他们就会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就能增加不少收获，解决不少问题。陈云伯伯对这个意见十分重视，他说：“这些十边地，单个来看，零零星星，微不足道。但一点一滴积聚起来，就能汇流成河，数量相当可观。如能充分加以利用，就能增加不少种植面积，可以缓解一部分粮食困难。”回到镇上后，他就召集干部座谈，反复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关于农业劳动中的吃大锅饭现象，座谈会认真讨论了粮食包产指标和征购比例，准备以小队为单位确定包产指标。秋收时，除上缴征购粮外，余粮由小队支配，同个人劳动挂钩，多产多得，多劳多得，以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关于自留地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允许农民开发十边地和多种一点自留地，会有以下一些好处：可以补充口粮不足和饲料不足；可以促进养猪事业，增加农田有机肥料；可以使农民吃到瓜果、蔬菜；可以发展养鸡养鸭等农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为此，陈云伯伯向中央提出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的建议，并决定先在小蒸地区进行试点。这些措施在推行3个月后，本地区的蔬菜产量就显著增加，基本上解决了农民食无菜的困难，同时对口粮和饲料也都有所补充，有效地缓解了粮食不够的压力，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正确的措施，来源于正确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在这次农村调查中，贯穿始终的就是陈云伯伯的一套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提倡领导干部在解决问题时“不唯上”，就是不迎合领导的喜好，不观看上级的眼色办事。“不唯书”，就是不生搬硬套书上的理论或教条，而是“只唯实”，就是要坚决务实，根据不同地点、不同条件的各种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去解决问题。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实际情况，认真听取正反各方面的意见，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不断地交换、比较和反复讨论，最终找出符合事物客观实际的解决办法。正因为这些解决办法来自实践，来自群众，最符合客观实际，最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来源：《缅怀陈云》

 

 

 

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