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非常详细具体地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划出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两部党内法规”的颁布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何解读其中的条条框框成为热议。特别是《条例》第83、84条所提及的收受、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 对于“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又该怎么界定和把握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尤为令人关注。人情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在做到反腐拒腐的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晚清高官曾国藩在历代官宦之中有清廉为官的口碑，他收礼的理念和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咸丰十年（1860）六月以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并驻军皖南。曾国藩出任天下瞩目之要职，又手握湘军军权，自然不乏给他送礼之人。自古便是人文荟萃的皖南地区的两位县令黎寿民、瞿福田深知曾国藩的喜好，分别送他刘墉、翁方纲临《兰亭》各一本和《王右军帖》、赵孟頫次子赵雍画“飞白竹”各一件，曾国藩在日记中形容为“神龙矫变，不可方物，实为希世至宝”，觉得能“得见此奇，可为眼福”，并将之称为“祁门三宝”。 酷爱书画的曾国藩虽见之大喜，“不忍释手”，终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而原物退还，拒绝了下属的“雅贿”。面对“祁门三宝”却能泰然处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对“世间尤物不敢妄取”的高洁品性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自律要求。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移驻安庆办公。十月初九，爱将鲍超亲至安庆，一为会商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五十之寿。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多为读书人，鲍超却是一介武夫，以奋勇敢战闻名，他统率“霆军”善于各路策应，常常被曾国藩用作“活兵”而东征西讨。鲍超带着琳琅满目的十六包礼物径直来到总督府，有古玩珠宝，也有为曾国藩搬至新督署而准备的日常用品。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顶瓜皮小帽收下，其余的依旧退还鲍超。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曾国藩拒收鲍超的贵重礼物，维护了他的道德底线，也借此广而告之，送礼来也不会收；但曾国藩在鲍超的礼物中选择了一件价值不高的实用物品，没有伤及下属的心意，也凸显了他与鲍超的感情。
    同治四年（1865）八月，被曾国藩委以重任，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设备的容闳历时两年，带着从美国精心购买的全套100余台工作母机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局。遵循其时的官场陈例，容闳前往金陵（今南京）感谢曾国藩的提携之恩，给他送上一份礼物。此时，曾国藩已受命北上剿捻，家眷尚在金陵。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写信叮嘱儿子曾纪泽：“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容闳所送究竟是什么，价值几何，没有文字可供考究，已不得而知，只能猜测为西洋新奇物件的可能性较大。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不靠做官发财”，即使是收受容闳的礼物，他也有一条内心默认的价格底线。这也印证了他早年的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11月26日，中央纪委法规室在“‘两部党内法规’权威答疑”时表示，《条例》没有对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搞简单的“一刀切”。 所谓“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一是指在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换句话说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样，不能只来不往。二是指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的礼品、礼金价值。具体给予处分时应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处理。
    近人常说，当官要学曾国藩。的确，我们应该学习曾国藩“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坚守清廉为官的原则和底线，不在“礼尚往来”中夹杂非分之想，掺杂利益纠葛。自然而然，那份人情就能长长久久，为官处事也能坦坦荡荡。（双峰县曾国藩故里管理处  刘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