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在重庆的八年间，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一项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在战时首都重庆，周恩来身体力行，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众工作，与国统区各阶层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使党在国统区由抗战初期“脱离群众”、“陷于停顿”的状态，逐渐转变为“群众的党”，奠定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深厚群众基础。

　　“要使党员成为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1939年1月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全面加强党对国统区工作领导而在重庆设立的秘密指挥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调整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由此引起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国民党顽固派几度掀起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在国统区加紧法西斯统治。当时的重庆，一方面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侵蚀官场，社会环境犹如“大染缸”；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加强特务统治，白色恐怖、黑云压城，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随时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南方局要在此环境下站稳脚跟，从一定意义上讲，做好群众工作对于南方局是生死攸关的工作。正因如此，南方局成立伊始，周恩来从战略高度谋划国统区的群众工作，要求南方局所属机构及人员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坚持民族抗战之最终胜利为号召，去团结争取各阶层群众，“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进而达到使每个“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的目标。

　　1939年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加剧的反共趋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等系列文件，南方局积极贯彻中央指示，所属统战工委、党派组等机构“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党组织及党员与各阶层群众的联系，认真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以实现与各阶层群众最广泛意义上的联系。

　　同时，南方局还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努力“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与组织措施相配合，南方局还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专门指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辟了《工人园地》、《青年生活》等专栏，搭建起与各阶层群众的沟通桥梁。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在当年的国统区，南方局群众工作的范畴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包括各抗日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面对各阶层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与诉求各异的复杂状况，周恩来结合国统区实际提出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新观点，指示南方局必须将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抗战民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为开展不同阶层群众的工作，争取中间力量，南方局在制定“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场合接触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广泛交流，广交朋友，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其间，周恩来多次登门拜访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和民主派人士，与他们共商国是、同叙友情，赞扬他们“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他亲自做张治中、张冲等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且在长期交往中“由公谊而增友谊”，从未因两党关系一时恶化而疏远彼此，进而帮助他们成为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推动者；他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在品茶谈笑间纵论天下，遇事相互扶持、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支持促成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创建。“与周郎交，若饮醇醪”，这是人们与周恩来交往后发自内心的赞叹。

　　南方局对中间力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实现了党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完美结合。

　　“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不做群众的尾巴”

　　1941年前后，南方局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十六字方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三勤”、“三化”表面上只是当年一种巩固党组织的具体举措，但客观上却是党的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

　　周恩来曾在南方局会议上，就党组织巩固与“三勤”、“三化”问题进行过系统理论梳理，他认为要巩固国统区党组织，就必须通过“三勤”、“三化”在“积极隐蔽”之中去实现。而“三勤”、“三化”只能“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党组织要实现工作方式转变，党员就必须努力“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但是，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相信群众力量”，“汲取群众经验”。

　　然而，在当时国统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不可能是直接的或命令式的，党组织要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就需要从了解群众诉求、关心群众利益入手。正因为此，在“三勤”、“三化”实践过程中，周恩来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向群众学习”，又要注意“不做群众的尾巴”，以避免将自己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把自己看得与群众没有分别。

　　抗战时期，国统区时常发生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由此引发劳资矛盾。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要求南方局必须处理好特殊条件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既支持工人合理诉求，又维护资方基本利益，使罢工等政治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而不是一味迁就，变成群众的尾巴。他曾通过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做劳资双方调解工作，与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古耕虞等民族资本家协商，向他们阐明团结抗战之要，希望他们以民族为本，以国事为重，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适当满足工人诉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待遇，使之能安心生产，养家糊口。同时，又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深入工厂，通过工人党员做普通工人群众工作，向他们宣传民族资本对抗战的作用，讲明劳资共存的关系，以及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重要性，希望工人群众做到罢工有节制，诉求讲合理。

　　通过上述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当年不少罢工活动得以缓和。而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很好地实现了工作方式转变，广大党员自觉深入社会生活，积极隐蔽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通过“勤学”达到了“社会化”，通过“勤业”实现了“职业化”，通过“勤交友”完成了“群众化”，使党员既是群众之一员，更成为引领群众的烛光与火炬。（黎余）

来自：红岩春秋